特别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脸上有一道疤，在嘴巴的上方，鼻子的下方。

这道疤陪伴我十几年了。刚有疤的时候我挺懊恼的，觉得女孩子脸上有疤很难看，不免自卑，可是渐渐长大，也渐渐习惯，感觉它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

关于这道疤的来历，那是我6 岁时候的事了。

那时候我跟母亲两人在她工作的医院附近租房子住，母亲每周要上两个夜班，她上夜班时就留我一个人在家睡觉。有时我也撒娇不愿意一个人睡，她就只好把我带到单位，让我住在医护人员的休息室，她值班途中可以来看看我，下班再把我带走。

我孩提时有很多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，不是生病，仅仅是因为我没其他地方可去。有人说自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，有人说自己是田埂上长大的孩子，那么我大概就是在医院里长大的孩子。

医院里长大的孩子，有着许多同龄人没有的经历：我拿大号的注射器当水枪，拿装满热水的吊针瓶当暖水袋，喝酸奶时找不到吸管，拿消过毒的针头一样可以喝得津津有味……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有点儿惨，但当时的我是乐在其中的。

当然，最搞笑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母亲在妇产科工作的那些日子——我一到医院就有吃不完的糖果、饼干和红鸡蛋，都是刚生完宝宝的产妇家属特意送到值班室来的，这不是送礼，是分享喜悦。

可是在某天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妇产科值班室的美食了。

那天母亲下了夜班后把我叫醒，我因为起床气而不愿意走路回家，执意要打出租车。母亲没办法，只好奢侈一回，带我打出租车回家。

我和母亲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，没有完全睡醒的我晕乎乎的。那天真是个“中彩票”般的日子——司机师傅是个新手，那是他第一天开出租车，我们是他的第一单客人。

回家要经过一段很窄的路，那条路的一边是居民家的围墙，一边是条小河。大概是司机师傅太紧张了，经过这条窄路的时候，车子先是蹭到了围墙，然后他大力打了一下方向盘，我们仨就连人带车冲进了河里。

就在出事的那个瞬间，还在犯困的我被身旁的母亲一把搂进怀里，她按住我的头，佝偻着身体把我裹住，抱得很紧很紧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整辆出租车倒扣在河里，即便这样，我依旧被母亲抱在怀里。

幸好小河尚浅，周围的路人纷纷跳下河帮忙，把我们三人从车子里拽了出来。我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流了很多鼻血，司机师傅也没啥大碍，但是母亲的表情很痛苦。

那时候我不懂事，并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，我当时居然在想，司机方向盘边上放的那一沓零钱都漂在水上了，那些一块、两块和五块的钱就要被水冲走了，好可惜啊。

后来母亲被送往医院，诊断结果是腰椎骨断裂。这个结果把我吓坏了，我以为母亲从此就要卧床不起了。我特别愧疚，大哭不止，觉得母亲这样完全是因为我。如果我不闹着打出租车，如果车祸的瞬间她不选择用身体护着我，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

后来医生和母亲都安慰我，说骨头断了没有那么可怕，能治好的，我才渐渐好过一些。

闻讯赶来的亲戚把我接了回去。大家都以为我只是流鼻血，其实不是的，我鼻子下方被破碎的车窗玻璃划伤了，大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重伤的妈妈那儿了，所以也没有给我涂抹任何药物，甚至没有清理伤口，这也许是我鼻子下留下疤痕的原因吧。

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是个苦命人，买车的钱都是借来的，他和妻子一起来我家赔礼道歉，拿着东拼西凑的一小沓钱，道歉时居然还“扑通”一声跪下了。

我家人都很心软，没有再追究他的责任。

出院后， 母亲在家躺了好几个月，我也连着几个月没在医院睡过觉。虽然从前很不喜欢医院里的味道和半夜走廊里急促的脚步声，可是如果母亲康复了，可以重新回归岗位，我愿意天天在医院里睡觉，保证不再哭闹。

漫长的卧床期后，母亲渐渐康复了，可以下床时，她几乎不会走路了。我扶着她，靠着墙开始慢慢踱步，就像她当年教我走路一样。我那时候很矮，大概比拐杖高不了多少，但我那时候很懂事，母亲卧床的日子，我成长了很多。

后来，母亲重返工作岗位，调去了别的部门。也因为这次车祸，爷爷奶奶搬到城里来跟我们一起住，我从此再也不用住医院了。

6岁时的那场车祸，渐渐驶离了我的生活，只剩下鼻子下面的一道疤痕。

刚开始，我是很抗拒那道疤痕的，为此感到自卑。